中国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母系氏族社会。但是，大家可知道姓和氏实际上并不相同，氏是姓的分支，较姓的产生要晚一些，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

  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记载:“女生为姓， 故姓字多从女。”这说明姓的本意是“生”，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简称族号。《说文解字》所总结的中国上古八大姓：姬、姜、姚、嬴、姒、妘、妫、姞，均带有女字旁，表明中国的姓可能最早起源于母系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人类实行群婚制，子女与父亲的关系不能确定，只能按母系来确定人的血缘身份和氏族归属。

  氏是在姓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的，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从夏朝开始步入奴隶制社会， 这一时期，氏是达官贵人家族用以标志宗法身份的专称，最大的作用在于区别身份的贵贱。因此，在人类社会之初，氏是带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阶级烙印的。在夏、商、周三代，氏是贵族男子的专称。我国最早的一些“氏”，如神农氏(是农耕文化兴起的标志) 、伏羲氏(是人类结网捕鱼和烹饪的象征) 、燧人氏(是人类懂得了钻燧取火的标志) 等，都是父系氏族阶段出现过的最有名的“氏”。在氏族社会，同姓不婚，姓有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即“姓所以别婚姻”。

  “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先秦时期，男子名前冠的不是姓而是氏，如屈原和商鞅， 他们并不姓“屈”和“商”，屈和商只是他们的氏，实际上屈原是楚国公族，姓芈。对，就是芈月的芈。商鞅是卫国公族，姓姬，“商”是来自其封邑之名而为氏。

  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宗法制度崩溃，氏族贵族日趋瓦解，姓氏制度随之衰落，氏不再作为标榜贵族身份的标志，逐渐失去了“别贵贱”的作用， 姓与氏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 一般平民开始有了自己的姓氏（肖锐，2015）。

  随着世代的不断推移和人口的繁衍生息，同姓的人们共同的血缘成分也慢慢变得少，同姓不婚的规定已不重要，姓“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逐渐消失。

  自汉以后氏与姓混杂不分，二者在意义上已不存在区别。秦汉以后，姓氏制度基本趋于稳定，到了汉代，则通称为姓，我们现在的姓就是从那时沿袭而来，大多数来自就是先秦的氏。

  随着几千年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姓氏数量与姓氏人口也持续不断的增加。2012年前100名的姓氏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87.0%(见图1) 。而法国前100名常见姓氏仅占总人口的8.1%， 美国前100名常见姓氏仅占总人口的16%。

  图片来源：陈强,刘春雨,郝煜.中国姓氏人口的历史计量分析:典型特征、决定因素与作用机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06):5-31.

  从图1可见，2012年中国最大的姓氏依次为王、李、张、刘、陈等。那么，这几个姓氏何以成为超级大姓？

  在理论上，影响姓氏人口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即生育率与采用率。生育率指某姓氏人口本身的增长率，采用率指原来无姓的人采用某姓或原有姓的人改用某姓。不难发现，这几个姓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起源时间都很早，其中张姓与刘姓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王姓与陈姓起源于商朝，而李姓则起源于周朝。显然，姓氏起源越早，则累积生育率越高，人口数量也会越多。

  其次，它们中有些建立过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政权(刘汉、李唐)，有些则建立过分裂(非统一) 政权(王、张、陈) 。因此，作为国姓的姓氏，可能会占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其生育率高于总体人口平均水平。

  最后，起源较早的姓氏和作为国姓的姓氏，更有可能会被其他姓氏或无姓氏的民众所采用。总之，姓氏起源较早和曾作为国姓都可能对该姓氏的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然，姓氏人口的数量可能也受姓氏本身固有特征的影响，例如姓氏的复杂程度(是否复姓、笔画) 与声音特性(声调)等（陈强等，2022）。

  图片来源：陈强,刘春雨,郝煜.中国姓氏人口的历史计量分析:典型特征、决定因素与作用机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06):5-31.

  从图2可见，少数几个姓氏(比如王、李、张、刘、陈) 的人口特别多，故姓氏人口的集中度很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姓氏研究的关注逐渐由姓氏的起源演化，过渡到姓氏背后的宗族组织之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中国乡土社会中血缘、亲缘关系呈现出“差序格局”的属性，特别在南方地区，聚族而居的乡土文化最为普遍，人口比例较高的大姓村庄比比皆是。

  据“中国村庄选举调查”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全国范围内的347个样本村庄中，超过一半的村庄前两大姓氏人口比例之和超过50%，而在福建、广东和江西等东南部省份的样本村庄中，第一大姓氏的人口比例平均超过50%，前两大姓氏人口比例甚至接近70%。姓氏人口结构相对集中，反映姓氏血缘网络（或宗族网络）特征的祠堂或家谱也很常见。尤其是在广东省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姓氏会记载家谱和修建祠堂，这为姓氏的集体仪式或活动（比如祭祀祖先、婚丧嫁娶、修订家谱等）提供交流机会和场所，使宗族姓氏成员具备更便利的条件去使用社会网络。

  研究发现宗族网络为代表的乡土文化可以调动村民积极性、降低协调成本。在村民选举过程中，如果选出的村主任来自大姓网络，那么村委会更容易凝聚人心，并可以从村民那里获得更多收费用于公共品投资。当选村干部也极易受到村庄内姓氏网络的监督和约束，因此，姓氏网络有助于提高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水平（郭云南、王春飞，2022）。

  此外，若选举产生的村长来自第一大姓，家庭以创业为经营主业的概率会显著上升。第一大姓村长会增加村集体的公共事业支出，更好地维护村庄的社会治安，从而改善村民的创业环境。在第一大姓氏宗族越强大的村庄，第一大姓当选对创业的推动作用越明显。这在经济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农村地区，传统姓氏和宗族文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治理产生了尤其深远的影响（郭云南、王春飞，2020）。

  所以，我们正真看到《狂飙》、《破冰行动》等多部电视剧均涉及南方地区的宗族村庄，《狂飙》中的莽村李有田父子利用村支书的身份，忽悠村民集体投资，把利益绑在一起。《破冰行动》中的塔寨村村主任林耀东，让塔寨村以宗族形式参与制毒贩毒，这种以宗族血缘为纽带互相包庇、互相影响的模式也使得塔寨村走上了“制毒”这条不归路。林耀东的所作所为看似“光宗耀祖”实则把本村的百姓推向深渊。还记得“请你吃东莨菪碱”这个梗吗。

  然而，尽管大姓身份有助于物质利益的获取，但职嘉男（2018）的研究却发现大姓身份也不能带来幸福感的显著增加，可能的解释是大姓宗族易产生更多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会大幅度的降低族员的幸福感。

  除了对村庄治理上的影响外，姓氏还对企业行为有着深刻影响，比如个体基于共同姓氏的“认本家”是中国宗族传统中特有的文化现象,存在着“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本家关系”联结。高管团队的“本家关系”会通过弱化内部监督机制和降低高管风险规避加剧了企业的避税程度。且上述关系在受到姓氏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本家关系”建立在“小姓氏”的基础之上和位于姓氏观念较强的区域内)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闫伟宸等，2023）。

  随父姓是一项世界性的传统，虽然大多数中国家庭都遵循这一传统，但近年来，孩子随母亲取名的比例一直在上升。Qi(2018)指出，目前中国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女性，越来越多让自己孩子跟随自己姓。据2005年的人口普查，随母姓的子女比例达到1.1%。湖北、安徽、江苏、上海、云南五个省的频率高于1.80%。随母姓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下降，然后在1990年之后急剧上升。

  其一，随着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提高，提升了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议价能力，更可能说服丈夫和家庭让孩子随自己姓。

  其二，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限制孩子的数量。对于只有女孩的家庭，姓不能被下一代继承。如果父母有强烈的偏好姓氏继承，他们可能会要求孙辈以他们的姓氏命名。

  最新研究之后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小、来自性别比较低地区的孩子更有可能随母姓。这种影响其实是反映了女性较高的议价能力，可以成功地说服丈夫和丈夫的家人让孩子随母姓（Li 等，2021）。此外，研究还估计了继承母姓对儿童质量的影响，发现随母姓的孩子拥有更好的健康情况和教育产出。这也反映出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积累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陈强,刘春雨,郝煜.中国姓氏人口的历史计量分析:典型特征、决定因素与作用机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06):5-31.

  闫伟宸,高思悦,蔡志鹏.高管团队的“本家关系”与企业避税[J/OL].管理评论，2023:1-14

  郭云南,王春飞.姓氏与合作：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公共品供给[J].世界经济,2022,45(08):180-204

  肖锐.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意义[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5(04):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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